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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24 浏览量:937 点赞:760 收藏:355

同理心会触发善念,也可能让我们拒绝面对他人的苦痛?

由于聚光灯的效应,倚靠同理心会造成理性思考下并无法认同的扭曲结果。这个现象透过一些有趣的心理实验得到印证。

在一项实验里,受试者各自拿到十美元,并被告知可以自由捐款给其他一无所有的可怜人。一切都採匿名方式进行;受赠者以数字为代号,由受试者抽籤决定捐给几号。控制变项在于:有些受试者先抽籤才捐款,有些受试者则先决定要捐多少才抽籤。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先抽籤的人捐款数目远远高出后抽籤的人,达六成之谱。专家推论这是因为决定了对象以后,受试者更能想像一个特定个体身无分文的感觉,而不再只是抽象概念。

同样的团队进行了另一次研究,这回实验方式是捐钱给人道收容机构为家庭搭建住屋。两组受试者得到不同指示,分别为「已经选好受助家庭」和「即将选出受助家庭」。即使只是字面上的细微差异结果也大不同,第一组愿意捐献的金钱多了不少,很可能是因为具体(已经被选出的人)和抽象(未来才要选出的人,可能性有非常多)的差别。

有些研究比较了我们对一个人受苦与很多人受苦会如何回应。心理学家问受试者他们愿意资助多少钱帮忙研发一种能够保住一个孩童性命的药物;另一组受试者则被告知药物能够保住八个孩童的命。实验结果显示,两组受试者捐助的数额相当。然而若加入第三组,并告诉受试者受助的特定孩童的姓名并展示照片,则该孩童得到的赞助明显提高—也就是一个人能得到的援助比八个人还多。

上述实验室内的发现就是所谓「可辨识受害者效应」(the 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四十年前汤玛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就曾说过:「一个六岁棕髮小女孩出面说她需要几万美元动手术才能活到圣诞节,邮局就会被涌来的捐款给淹没。但如果新闻说营业税调降以后,麻州各级医疗院所因为预算不足导致医疗品质下降,可预防的死亡案例些微上升,结果不会有多少人落泪或掏钱。」

可辨识受害者效应突显了人类情感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对数字无感。倘若我们总是关注特定个体的苦痛,就会造成一个人的处境比一千人的还重要这样有悖常理的情况。

想了解我们的情感对数字多麻木,想像一下自己刚看到新闻说远方国家有两百人死于震灾。你心里有什幺感觉?再想像一下,原来方才看走眼了,实际上死了两千人。你有感受到十倍的难过吗?甚至,真的有更难过吗?

我很怀疑。一个人可以比一百个人还重要,因为单一个体反而能够挑动群体无法唤起的情感。据传史达林曾说过:「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百万个人的死是统计。」连德蕾莎修女都曾表示:「面对大众,我不会行动;但注视着一个人,我就会行动。」由此可知在道德决策上数字的重要性立足于理智而不是情感。

聚光灯特质的首要问题在于範围狭隘,再者则是只能对準自己喜欢的方向,也就是受到偏见左右。

先前提到神经科学研究已经以很多方式证实了同理心和偏见有关,与同理经验相关的脑部区块对于目标是敌是友、是自己人还是别的群体很敏感,甚至会判断对方看上去是舒服还是噁心等等其他资讯。

作家、记者与影视製作如何切入道德考量是个值得探讨且足以独立成书的主题,不过我们大致都能体会到文学、电影、电视节目等等确实能够吸引目光,促使大众关心陌生人的痛苦。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一八五二年的着作《汤姆叔叔的小屋》除了是十九世纪销售最好的小说,也转变美国人对黑奴的态度;狄更斯的《孤雏泪》改善了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的儿童处境;亚历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作品揭露苏维埃集中营的恐怖。电影如《辛德勒的名单》、《卢安达饭店》扩展我们对于他人困境(历史上的或发生在异乡的)的认知,原本大众根本不会注意这幺多。

可是要从众多时空距离遥远的主题中挑选一项专注描绘,取捨的依据是记者、製片、作家的直觉,由他们决定何者最为重要又或者最能引起共鸣,也因此有些明明对很多人都重要的事情仍旧得不到关注。有很多故事提及美国监狱内的惨况,但鲜少引起社会迴响,儘管那是数百万人的真实人生,但外界大半不想理会这数百万人。譬如很多人口中和心中都将监狱内的强暴案当成笑话,甚至是恶有恶报的证明。

人类的选择性关注影响甚鉅。约莫二十年前,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便表达过深深的挫折感,因为美国社会十分关注索玛利亚危机,却相对无视(客观上而言更惨烈的)苏丹问题。他哀怨问道:「这世界帮助索玛利亚人却抛下苏丹人,真的只因为索玛利亚人比较上相吗?」

其实在索玛利亚之前还有比亚法拉大饥荒这个例子。记者菲利普.古勒维奇(Philip Gourevitch)描述当时美国人看到电视画面中「四肢如柴、腹部鼓胀、眼神涣散」的孩童实在太过心疼,后来大量信件涌入国务院,每天高达两万五千封。詹森总统不知如何处理,忍不住要求副国务卿:「想办法把那些黑娃娃从电视里赶走!」

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一门学术叫做「灾害理论」(disaster theory),该领域很多研究都在探讨自我利益作为心理动机。以美国为例,每到选举年,总统更可能宣布国家灾害,选情激烈的州则会得到较多捐款;换言之这笔钱名目上是救灾,实则为诱因或赏金。灾害理论的其他研究还提到人类的关注焦点缺乏统整性,时常无法合理评估何处最需要帮助、何处能发挥善意最大的效率。沃尔特.艾萨克森埋怨的便是这样的现象。

我并不认为前面讨论到的各种偏见都来自同理心,但有一部分的确是。与自己相近的人、曾经善待自己的人、自己喜爱的人都是比较容易同理的对象。正因如此,我们更倾向帮助他们。

一个显然的答案也是多数人的直觉反应:同理心将我们的自私动机延伸到别人身上。最清楚的例子就是别人疼了,我们跟着觉得疼,于是我们会想要帮助对方不疼,这样一来自己的疼痛才会消失。卢梭在《爱弥儿:论教育》(Emile, or On Education)中说得好:「如果内心涌出情感使我将自己和同胞连结起来,那幺我不愿对方受苦,否则我自己也会受苦,我关心对方,因为我关心自己。这种思想根植天性,无论身在何处我都追求自身福祉。」

因同理心而感到不适,人的反应常是逃离现场。乔纳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说过一个故事:纳粹德国期间某位女性住在集中营附近,从她家里就看得到里头惨绝人寰的景象,包括囚犯被枪击后留在原地等死。这位女士后来写信慷慨陈词:「没人想目睹这种惨剧,我感到噁心,精神负担太重,长期下去受不了,因此要求集中营停止不人道的行为,或将场地转移到我看不见的地方。」

她的确因为看见囚犯被残酷对待而痛苦,但没有因此积极援救,而是只要能将酷刑画面搬到她看不见的地方就满足。我们对这种感受应该不觉得陌生,有些人为了躲避处境不好的人上前乞讨而改变行进路线,这幺做不是心里不在意(若真不在意就视若无睹走过去便罢),而是因别人的困境感到不舒服所以宁愿别去面对,很多情况下逃走还比较容易。史迪芬.平克提及:「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多年来在杂誌刊登广告,一张贫困孩童的照片看了叫人心碎,底下写着『您可以每天付出五分美元拯救胡安.拉莫斯,也可以翻过此页』。大部分人翻页了。」

换言之,如果同理心仅仅只是多一个人痛苦,那幺根本不具备帮助他人的意义。要消除随同理心而来的痛苦,最简单的方式永远不会是致力于增进别人的福祉,而是翻页、转头、捂上耳朵、思考别的事情,或者睡个觉。

如果同理心真的促使我们捨弃「逃避」这条容易的出路,并且採取更积极的行动,那幺背后应该还有其他机制。丹尼尔.巴特森团队设计了颇富巧思的实验,受试者确实有个选择是离开研究情境,然而他们很少这幺做,宁愿对自己同理的对象伸出援手。这个结果使自私动机理论的立场变得很尴尬。

我比较认同巴特森对于同理心的力量的分析。他认为同理心使别人的体验成为看得见且明显的存在,因此很难置之不理。我爱我家小宝贝,她很难受,我同理了以后将她抱起来想点办法,主要原因不是让自己好过(虽然这是结果之一),如果我只是为了避免那股难受,走出家门听不见她哭声就好。同理心让我意识到自己喜爱的对象不好过,既然我爱她,当然就会帮助她。

从这个角度切入才能理解诉求同理心为什幺时常奏效。同理心本身无法自动转化为善心,可是同理心能够触动既存的善念。它使原本就善良的人更善良,因为善人不乐见苦痛,同理心却突显了苦痛。反过来说,如果让一个虐待狂的同理心更强大,只会让他从施虐中获得更大快感;假如我漠不关心我家小宝贝,她的哭闹只会让我更烦躁。

同理心也能够支撑普遍性的道德原则。如果有人甩我耳光,我身心都不舒服,但这种感受本身并不会让我了解到我不该打别人耳光。可是如果我对被掌掴的人产生同理心,明白他们被掴的感受与我被掴相同,这样一来可以帮助我得到一体适用的结论:我被甩耳光不好,所以别人被甩耳光也不好。

可以说同理心使人意识到自己并不特殊。并非只有我不想被掴,他和她都不想,以此类推下去便懂了没有人想被掴,进而支持禁止这个行为。在这个层次上,同理心与道德相辅相成:运用同理心以后我们发现自己与别人的感受一样,于是支持公平的道德準则,而这些道德準则鼓励我们继续对他人发挥同理心。

对于支持同理心的人来说,以此为起点更容易解释为何同理心是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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